口袋公园 居者和城市共疗愈
文 / 倪云

空气污染、道路拥堵、公共空间不足......在现代化进程中,大城市“病了”,良药在哪儿?解答这一命题,须放诸两大母题之下:

一是疫情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武汉部署工作时所指出:“城市是生命体、 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

二是季羡林、周光召院士等多位大家所说——“人类自成为人类以来,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三个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救命药,常服之药,总宜在身边。

口袋公园——被视为城市的“绿色解药”之一,方寸之地,连结大千。

口袋公园,又被称作袖珍公园、迷你公园,是指规模很小的城市开放空间。它依附于建筑外,可以是一个小型植物空间或者是喷泉小广场,亦或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块小场地,甚至是零散簇成的很多小空间,常呈斑块状离散分布在现代城市的各个角落。


从中央公园到佩雷公园:小公园将像巴黎的咖啡馆一样普遍


公园于都市中如沙漠之泉源,其重要可想而知。

——1929年《 汉口特别市工务计划大纲 》

位于曼哈顿的中央公园, 那一小片被喧嚣熙攘的大都市所包围的自然绿洲, 可谓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城市之中的心灵避难所。

——1954年, 美国自然作家西格德·奥尔森(Sigurd F Olson)

这样的口袋公园, 应该越多越好, 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参与到大众的衣食住行。

——1967年, 佩雷公园设计者罗伯特·泽恩(Robert Zehn)


世界造园史5000年,直到近200年,才有了公园(Public Park)的出现。1843年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公园——伯肯海德公园诞生时,英国城乡平衡刚被打破,正为工业化及人口剧增而引起的一系列城市环境问题而头疼。

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 )多次访问研究伯肯海德公园后深受启发,在繁华的曼哈顿中心设计出纽约中央公园(Central Park)。以此为标志,19世纪下半叶,欧洲、北美掀起了一股城市公园运动高潮。

中央公园建成时,奥姆斯特德即预言:我相信100年后,这一公园周围将被高楼大厦所环绕……百年后,预言成真。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规模急剧扩张,人口、建筑都呈高密度分布,绿地和公共空间不断被挤压,人和城都负重前行,种种“现代城市病”凸显。

20世纪中期,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几乎所有大都市都出现了大面积的建筑用地扩张,绿地空间因此不断被挤压。在这一背景下,一种新形式的城市公共空间应运而生。1963年,风景园林师罗伯特·泽恩在一次展览会上发出“为纽约服务的新公园”(New Parks for New York)并倡议:建立呈网络斑块状分布的小公园系统——选址灵活、面积小、伸手可及、容易到达、无处不在,“它们不是城市的福利点缀, 而是必需品,应该像巴黎的咖啡馆那样普遍”。在这种理念下,1967年5月23日,世界上第一个口袋公园(Vest- Pocket Park)——佩雷公园(Paley Park)开园。

纽约人对佩雷公园评价极高,将其与中央公园比肩,同誉为“最好的城市空间”“躲避城市喧嚣的绿洲”,如自然文学作家奥尔森所形容,存在一些“能够激起人们的情感、关系幸福与满足、使得生活更有价值的无形之物”。区别在于,随着城市化的高度推进,都市人从“需要公园”到“需要绿洲在身边”,对这些“无形之物”的渴望愈加强烈。

佩雷公园占地390平方米,仅为中央公园的八千分之一,访客量却不可小觑。据1980年代的调查显示,中央公园年接待量为4人次/平方米,而佩雷公园达到了128人次/平方米,其使用频次和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此后,美国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口袋公园。

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也掀起了兴建公园的热潮,詹姆斯·罗素·伯恩提倡将城市整体建造成“公园”来满足人们的需求,并提出了“乡村在门外”(Countryside in the Doorstep)的概念,提倡兴建面积在0.04~35h㎡的口袋公园。

而日本为应对城市化带来的问题以及自然灾害的频发,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便规定“高层建筑下必须修建口袋公园作为户外公共开放空间”。因此,在日本居住社区周围,分布着大量口袋公园和安全绿地,可同时满足防灾、减灾、周边民众休闲、儿童活动玩耍等室外活动、集会的需求。

在城市化进程中,将口袋公园这一手法灵活应用于社区更新、旧城改造、城市修复等方面,已成为了主流共识,而最大的“造园”运动,其实正发生在我们身边。

中国正在经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常住人口超过9亿,城镇化率达到63.89 %。

2009年,中国一些城市开始兴建口袋公园。近年来,随着“公园城市”“生态园林城市”“城市双修”“城市更新”等城市建设和发展探索,国内多个城市兴起“造园”风潮,并开始展开口袋公园本土化的理论和实践尝试。

武汉自2017年以来,已建成百余座口袋公园,面积从几万平方米到几百平方米不等,空间主题、形式灵活多样。2020年、2021年,更是以每年100个口袋公园的速度加快推进,力争让市民“300米见绿、500米见园”,让绿意、诗意和柴米油盐一样成为生活的常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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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佩雷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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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深湾街心公园

口袋公园“憩与用”:一个有情感有温度的治愈场所


同时具备物质和精神两个属性的空间才可构成一个场所, 是一个人化、 充满温情的空间, 在此空间活动的人们可找到方向感、获得认同感、 产生归属感。

——挪威城市建筑学家诺伯舒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


从我国城市口袋公园研究、建设的历程来看,口袋公园的发展至今已经历两个发展阶段,即探索起步阶段(1991 ~ 2009 年)和快速发展阶段(2010 年至今 )。

1991年,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城规建筑系(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前身)8 7 级学生翻译了岩下肇和藤本信义所著《袖珍公园——一个“憩”与“用”的场所》,这是中国介绍和研究口袋公园的肇始。其中明确提到,袖珍公园(当时日语和中文对口袋公园的翻译)在本质上包括两方面的涵义:物理上的空间属性和人们使用的方式。

当下世界蔓延式快速发展,造成环境、心理、人文等各种“缺失”和 “割裂”。处在快节奏和高压之下的都市人,对于放松和疗愈身心空间的诉求越来越高。

岩下肇认为口袋公园正是“一个充满温暖和爱意的空间”。小空间意味着个人的、安静的、想象的、有诗意的和有人情味的,与大城市的杂乱、喧闹、冷漠形成鲜明对比。因为贴近日常生活,也更容易产生亲切、安全和归属感,也即“场所精神”。

作为身边既亲密又可以自我留白的休憩和交流空间,口袋公园,天然成为人和城市、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自我交互的微界面。

“有形空间+无形精神”的双重属性决定,口袋公园的设计和建设必须神形合一,且要将“小空间”置于“大视野”下去综合考量。螺蛳壳里做道场,没有“道”,也就不成其为“场”。

此后,2007 年国内首次提出“口袋公园”一词,并通过对佩雷公园等实例设计和建设过程的分析,指出了国内应重视“口袋公园”的研究与建设。从此以后,“口袋公园”这个名词开始被越来越多地使用,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这种面积小、高使用率的公园形式,并提出我国应借鉴美国 “口袋公园”的建设理念,充分利用城市中心区的边角地带,且必须选址要合理,设计要以人为本。

2009年,一些城市开始兴建城市口袋公园。北京朝阳、福建泉州等地提出试点进行口袋公园的系统化建设。有学者借助空间查询与统计功能对 2000到2010 年北京城市公园的数量和面积变化做了总体特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10年间北京城市公园数量呈不断增长之势。其中社区公园从 2000 年的 38 个增长到 75 个,街旁绿地从 2000 年的 18 个增长到 43 个。到了2014 年,“口袋公园”已在北京朝阳、东城、西城等几个城区试点,面积由百十平方米到四五千平方米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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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划编制到实施管理:全国率先颁布生态控制线条例


要让每个市民生活在园林之中, 而不是要市民去找园林绿地、风景名胜。

——科学家钱学森

我的确不知道, 人们能不能爱上这个星球, 但是,我却知道, 人们能够爱上看得见、摸得着、 闻得到和感受得到的一个地方。

——生态教育家、 生态设计专家大卫·W·奥尔


人和城,都需要呼吸空间。

把整座城市视作一个有机体和生命体,散布其间的口袋公园则如神经末梢和一个个呼吸的小气孔。

能否“织补”到位、有效串联和激活成网,是口袋公园规划和建设的关键。从布点到串线到联网,层层深入、有章可循,逐步生成城市的肌理。

毋庸讳言,第一重追求是“足够多、足够近”,口袋公园生来使命就是把公园的覆盖半径尽可能拉近到“贴身”距离:出门见绿,步行入园。够多够近才能达到钱学森先生所说“每个市民生活在园林之中”的效果,也是建设公园城市的题中之义。在织补现有公园覆盖盲区、补齐服务半径覆盖不足短板基础上,最终完善、形成“口袋公园—社区公园—综合公园—郊野公园—自然公园”五级公园体系。

“贴身”不单指物理距离,更是心理距离和情感距离:拉近公园与市民、城市和生活、人和自然的距离。

口袋公园概念是舶来,但小微绿色空间一直存在。比如街头绿地和小游园,当前国内口袋公园一部分即由此脱胎而来,在传统空间和思路基础上进行改造,实现从贴身到贴心、有形到神形兼备的提升。

最大的转变是从建设者、设计者为中心转为使用者为中心,市民的需求和参与被摆在了第一位。以武汉为例,市园林和林业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开展设计方案众筹征集,市民所反馈“希望多一点绿化、多一点室外休憩设施、下班以后可以去游玩放松”等意见实打实落地。“市民园长”参与、“设计后评估”(post-design evaluation)等项目中后期管理,也在尝试当中。

需求多元,口袋公园设计也呈现多样化。

有用火柴盒式装置为市民打造休憩空间,有保留老旧小区原有菜地改造成兼具科普教育功能的“都市微田园”,有将趣味折纸元素融入设计童趣乐园,有供长者交流空间,有封闭绿地变身书香公园等等。

广义的口袋公园类似城市休憩驿站,不囿于具体地块和形式。上海新华路的口袋公园前身是一个违建被拆的小面馆,长22米、宽4米的狭长空间被改造成一个充满了无限可能的花园长廊。深圳南头古城植物楼的迷你口袋公园则在一栋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城中村老房露台上。

武汉则顺应民意,听取民众意见,干脆在建设100座口袋公园的同时,在100个老旧社区改造中,改建了一批编外口袋公园。

布点之后,能否“串绿成线成网、互联互通”考验城市智慧。

绿色织补不等于无序乱插针。城市本身已有脉络和线索——绿脉、文脉、人脉;天际线、水岸线、山脊线、道路线等等,顺脉而行、沿线布点是最尊重同时也最省力的方式,事半功倍。

如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六大绿楔”生态框架,从不同方向“楔”入主城区的绿楔,即是城市的主“呼吸通道”。大通道内部,又规划有2200公里绿道作为内部联通,如翡翠项链串起三镇。

口袋公园,作为呼吸气孔,当自然接入各级呼吸通道;作为基础绿色斑点,可成为绿道、海绵城市、湿地城市、公园城市等大主题的落脚点;作为最贴近市民的空间,与“最后一公里”黏合,可助力城市实现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的互联互通,打破“割裂”和“冲突”,融合生成连续、网状、复合的城市生态系统。

小空间,撬动大生态。前提是:多元共生、点线面持续发力。

城市生命体,是一个集自然、社会、人文、历史等多元素于一体的庞大复杂存在。城市病,积弊颇深。对城市生态健康系统的破坏和恢复,都是多维度长时间的共谋所致,非一时一点所能抵达。

生态文明大背景下,城市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重塑、更新,包括重整自然生境、重建优质设施、重振经济活力、重理社会善治、重铸文化认同、重塑空间场所等多个维度。作为“解药”和“基础空间”的口袋公园,也随之在不断更新界定。

跳出来看,更远的未来,无论是公园还是城市的形态,或许都不会拘泥于有形空间和特定尺度,而在更宏大的时空叙事里达成人与自然、人与城、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一如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所描述:

“空间、时间合成他的宇宙而安顿着他的生活。他的生活是从容的,是有节奏的。对于他,空间与时间是不能分割的,春夏秋冬配合着东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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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口袋公园是城市中人的田园牧歌


想要逃离又无法逃离的现代都市人,心里都住着一个陶渊明。

他爱喝酒,一连写了20首《饮酒》。最有名的几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现代人心里的理想桃源,也是安慰剂——境由心造,城中见田园,沙漠寻绿洲。

一到周末,各大公园和景区爆满。绿洲有限,人山人海——无车马喧?难!

中国人的幸福生活,讲究安居。

从山水田园诗到历代园林,到今天的生态城市、园林城市、公园城市,一直在城市与田园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

口袋公园给出的是《止酒》方案:

若要真正乐逍遥,柴米油盐逃不掉。停下来,在家门口,享受慢乐。

“口袋”地建公园,中国园林的“壶纳天地”,终于和大众刚需挂了钩,也给后疫情时代未必能说走就走的都市人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

快活未必要去远方,衣食住行皆可乐。

应行则行,当止则止。千山万水走不出一个“家”字,最安逸不过大树下乘凉,最好吃不过园中葵,最欢乐不过纯真孩童。

口袋公园所装,是最基础的城市生活所需,也是“乡愁”生成的地方。

中国人的故乡情结很重,但城市和故乡之间,总差了些什么。

一是地气,故士——乡土——故乡,没有土,何来乡?现代都市人,离泥土越远,越渴望归根。人与自然,割裂。

二是人情,高压和快节奏之下,物欲橫流,竞争、内卷常在,交流互动欠缺。人与人,失联。

三是归属,环境意义上的都市沙漠,映衬的是人心荒漠。大人迷失焦虑,孩童迷茫空心,人与自我,隔离。


没有自然的城市,不值得称赞。你不了解的故乡,就是他乡。

完整的一个“地方”存在,由时间、空间和人间三元构成。从“此心安处是吾乡”到“此心安处是我城”,需要一个“起”,去唤醒、去连结、去重建城市中时、空、人之间的联系。

这个“起”可以是任何事物。一件事,一个人,一个瞬间,一方小小的空间。

可以是身边的芳草地、树荫间和池塘里,可以是春日飞鸟、夏夜繁星、秋虫私语和冬雪纷飞,可以是具体的一叶一花一饭一蔬——我们寻常的生活。

愿绿成光,光照家园,生生不息。(本文特邀作者倪云系武汉市公园协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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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城市总第6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