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移民的城市梦起点
文 / 杜瑞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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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脚城市》

作者:[加]   Doug  Saunders

译者:陈信宏


这是一本由加拿大《环球邮报》国际事务专栏记者Doug Saunders以纪实性语言所作的关于近现代人类由乡村向城市迁徙的书,是一部可以比肩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文学作品。


作者从2007年开始,用3年的时间走访了全球五大洲16个国家30座城市的边缘角落和乡村地区,记录了发生在这些过渡性城市空间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或成功或失败的典型故事,向读者娓娓道来什么是落脚城市,这里停留了一群怎样的人,他们有着怎样的意志与目标愿景,政府不同的态度与举措会将这一城市空间引向何处,以及我们的规划该如何应对。

全书选择以中国重庆的六公里作为开篇,从城中村原住民徐钦全,以及乡村移民王建、王珍蕾、辛广全、濮军等多人入城奋斗的故事切入,引出了“落脚城市”的概念。从表象看,这里是被世人鄙夷的停滞不前的贫民窟,是被称作城中村、法维拉、移民社区的市郊贫困地区,是人口拥挤杂乱、经济贫困落后、环境脏乱差、容易滋生社会罪恶的危险区域。但透过表象看本质就会发现:对于从乡村刚刚踏入城市的贫穷移民群体,这里是可以通过勤劳的双手和活跃的头脑叩开城市大门的希望之地,是能让人设法抓住社会流动机会向上的跳板。用以手工制作传统洗浴木桶在重庆六公里成功落脚的王建的话来讲,“在这里,你只要找对了谋生方式,就可以让你的子孙获得成功的机会,而在乡下,你只能努力填饱肚子。”因此,作者以“落脚城市”称呼这些地区,试图体现其动态变化的状态和从乡到城的过渡性角色,从而消除对这一区域的刻板印象和误解。

作者笔下暂时停留在“落脚城市”里的辛广全、塔法德、尤尼斯们,非但不是生活的失败者、落魄者,反而是一群比城市人更加有韧性和勇气的志向高远的乡村智慧精英。他们非常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希望能够通过世代努力,实现迁徙的最终目标——从社会底层跃迁为城市中产阶级。这个过程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成功者迁出“落脚城市”,进入真正的都市中心或改造“落脚城市”,成为马佳赫斯夫妇、帕拉博夫妇们;失败者则可能在其他城市继续寻求落脚的机会或迁回乡村,如同无法在深圳落脚的姜淑芳和骅长战。

不同城市政府对待“落脚城市”的不同态度与举措,不仅仅将落脚在这里的人群推向了不同方向,同时也左右了“落脚城市”能否得到发展,并进一步影响着被它所链接的城市与乡村。如果同时给予“落脚城市”以正式化的经济关系(土地所有权或房屋所有权的官方承认)和福利导向的政治意志和力量的支持(政府有关教育、交通、公服、市政、治安等公共服务的资助),它就可以朝着融入正常社会、繁荣兴盛、充满活力的方向积极前进,并以自身力量滋养城市、反哺乡村,成为城乡互通融合的重要通道。但如若对它不闻不问,又剥夺其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落脚城市”就会产生自我防卫的政治发展,走向失控罪恶的深渊。

作者通过讲述阿姆斯特丹斯洛特瓦特和庇基莫米尔两个地区实行的城市“去规划”措施,批判了上世纪现代主义与国际主义带来的城市规划恶果。理想化乌托邦式的城市规划所倡导的低密度社区、严格的区域划分和宽广的公共广场,并不具备支持落脚城市正向发展的条件,可能更容易滋生犯罪。反而是当初想要取代的高度密集小区,却因为人口密集、商店与住宅混杂于一处,街道与建筑无所隔阂,充满了适应居民自发性的弹性管控,更容易触发这里的人际交往、守护相助与创业的可能。也就是说,落脚城市能否成功,体现在物质空间和规划层面的是建设的高密集度、土地的混合利用和足够的弹性管控。

落脚城市,不仅是乡村移民融入城市的门户社区,也是一面可以折射出这座城市是否包容开放的镜子,更能检验出我们的规划是否能够有效应对并解决城市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

人与城市总第6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