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航洲:在传统村落中,重新寻回民族自信
文 / 虞珺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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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航洲

He Hangzhou

武汉市城乡建设局村镇建设处处长

Wuhan Urban & Rural Construction Bureau

Director of Village & Town Construction Division


按照武汉市政府的职能划分,武汉市城乡建设局在传统村落保护方面的主要工作,是对符合标准的村落组织申报、纳入国家级保护名录,指导各区进行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的市政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以及推进传统建筑风格的传承等。

规划先行,谋定而后动,这恰好是城市的规划部门和建设部门工作关系的写照。《武汉市传统村落风貌建设指引》(以下简称《风貌指引》)的编制,在武汉市城乡建设局村镇建设处处长贺航洲看来,是传统村落保护技术层面一个重要课题的完成。有了这个成果,未来的一切才具有实现的可能。

迫在眉睫的保护工作

从2014年工作岗位调整到武汉市城乡建设局村镇建设处7年来,武汉市周边几乎所有的传统村落,都留下了贺航洲的脚印。

看着这些每次去都会发生一点改变的传统村落,贺航洲说,他们又想保护,又担心出现建设性破坏。直到和武汉市规划研究院区域规划所的黄晓芳所长聊起这些传统村落时,规划和建设部门“一拍即合”,为武汉市第一批历史文化村落量身定做了《风貌指引》。

在过去的十余年间,武汉市城乡建设局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其一是对各级传统村落名录和历史文化镇村的组织申报,例如黄陂区的大余湾在2005年纳入国家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泥人王村在2013年被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黄陂区的罗家岗湾、蔡官田湾,也在2018年纳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同样是在2018年,武汉市城建局配合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前身),报请武汉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了武汉市首批历史文化名村名单。

从2017年开始,武汉市城乡建设局还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助推了传统村落的发展。其中包括将大余湾列入武汉市生态小镇创建目录;安排村镇建设专项奖补资金,支持村内道路改造、湖塘护栏建设,提升人居环境等。

与此同时,城建局还组织专家团队,对各区传统民居和乡土风貌进行了系统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分区编制农民建房示范图册和房前屋后环境整治指引图册。引导村民感悟传统乡村之美,增强对历史文化的自信,自觉爱护、传承、发扬当地的优秀历史建筑文化。

这本农民建房示范图册,就是由贺航洲主要参与制作的《武汉农村建房标准图集》。图集提取武汉市周边7个区各自传统建筑的元素,结合现代农民的生活需求,设计了一系列既有传统美学和文化元素,又能更好满足实际居住需求的民居建筑。

贺航洲说,图集出版之后,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进行了大力推广,并且要求各地组织工匠培训,要求工匠们掌握相关知识,运用在实际施工中。为了让各个村落的风貌与传统村落保持协调,城建局还到武汉市各个区,组织、召集相关管理人员进行了培训,对图集进行免费派发。贺航洲提到,在名列武汉市第一批历史文化名村的黄陂文兹湾,已经有户村民在修缮自家并不是传统建筑的民居时,自发按照与传统风貌吻合的外观、形制进行维护,“这种自发的行为让人感到非常欣慰。”

然而这样的自觉自发毕竟是极为罕见的现象。从2014年开始接触乡镇建设工作的7年来,看着武汉周边的传统村落渐渐凋敝,贺航洲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那些已经进入市级历史文化村落名录的传统村落,必须由各级政府部门,尤其是各区、街乡镇共同强力推动,优先保护起来。《风貌指引》的编制和发布,关键是让各职能主体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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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缺”的现实

长期在乡镇建设领域工作,在贺航洲看来,武汉市的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保护面临的最大困境,比较集中地表现为“三缺”。

首先是缺认知。目前,各级管理人员和传统村落中的村民,对村落中的“宝贝”虽然有隐约的认知,但总体认知水平不高,所以在为生活所需改建、扩建居住空间的时候,难免对传统建筑造成建设性破坏。例如在木兰干砌墙面糊水泥、刷白灰、贴瓷砖等行为。

其次是缺管理。目前,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虽然不乏保护性规划,但多停留在区、街层面。然而负责村庄日常管理的村书记、村长,并不熟知这些规划。贺航洲说,即使有的村干部知道一点相关内容,但面对村民的拆除、搭建等活动,也缺乏指导能力和水平,后果是村落形态和风貌日渐被破坏。

三是缺资金,或者说是缺利用。贺航洲指出,事实上现在村子的公共设施或环境整治类项目,并不缺乏财政性资金的支持,“缺资金”指的是能让村庄“活起来”“动起来”这类项目的资金支持。他提到,没有产业项目的支撑,村落中人口流失、村庄凋零的现象无可避免,配套再好也留不住人。“在这一点上,传统村落和其它村落没有区别。”

为了让村子活化,武汉市周边的乡村都在动脑筋发展健康养生、文化创意、高端民宿、观光农业等产业,希望把原住民留下,把城里人吸引过来。被花博汇带动的蔡甸天星村、木兰花乡黄陂杜堂村以及江夏湖泗海洋村,都成功地实现了活化。但是贺航洲说,在武汉的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除了大余湾,暂时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尤其是针对传统村落保护资金不足的现状,贺航洲觉得类似大余湾引入社会资本的模式,其实也有待商榷。“传统村落属于历史文化甚至艺术的范畴,是我们民族千百年积淀下来的菁华,包括‘青龙白虎’式的风水格局、温良俭让的民风民俗、精工细作的老宅子等等。这些历史的遗存都很娇贵、很脆弱,需要好好保护。一旦损毁了,便再也逆转不了了。但是商业的本质,相对简单、粗暴,是以利益最大化为追求的,最怕过度引入商业后,传统村落的那点老家底,不可避免地会沦为商家的消费品。”

贺航洲说,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传统村落本身的确缺乏自发性的发展动力,任由其“躺平”,最终结果也是湮灭消失。“一旦村子彻底空了、房子倒了、原住民不在了,那就真的回魂乏术了”。所以,在政府性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从外部输血注入活力、激发村落的动力,引入社会资本参与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是一个必要的选择。但需要注意的是,社会资本的引入一定要在政府的监督和引导下,在相关文物、文化法律法规的范围内进行。

这也是本次专题采访中,在传统村落未来的利用方面,所有专家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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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利用:解决传统村落问题的一体两面

虽然“三缺”的首位就是缺认知,但并不意味着传统村落的村民不懂得珍惜自己的“宝贝”。贺航洲提到,在黄陂的罗家岗湾,有村民告诉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人员曾经组织了一些外国人去村里参观,那些外国人看到村子里的砖头瓦块,问他们能不能买走,被村民坚决拒绝了。

农村有句老话,房子住人,百年不倒;房不住人,三年就塌。利用有时候是最好的保护,对于传统村落而言亦是如此。贺航洲说,这是一个发展选择优先级的问题。例如云南和贵州,把旅游当做发展的优先产业,所以把具有当地特色的村镇和建筑保护起来,利用这些资源发展旅游产业。“但是这样就有把传统村落纯粹当商品来消费了,稍有差池还有可能加剧破坏。”

反观武汉周边对传统村落的利用,相较而言是走了一条更“稳健”的路,但是用贺航洲的话说,“慢的让人受不了”。而且破坏一直在发生――江夏的金口古镇老街,原本有很好的历史建筑和街道形态,四五年之间就全部没有了;新洲区的李集,原本是倒水河边一个很兴旺的古镇,随着社会的变迁,镇上的老建筑都变成了小洋楼,青石板街被铺陈了水泥路。

在贺航洲看来,对待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风貌村落,和对待所有“空心化”的村落是一样的,如果只是改善风貌,没有找到让村子的经济活跃起来的动力和产业,便还是一个空心村。保护以后没有活化的案例,黄陂区的蔡官田村是一例,并不值得效仿。

保护和利用,既是两个概念,又是解决传统村落现状问题的一体两面:利用可以促进保护,保护好了可以促进活化;保护和利用既要有结合,又要有分界。

“所谓保护,是列在历史文化名村名录和规划里的村落,千万不能湮灭、消失了,应该由政府强力推动它们的保护。尤其是各个区、街乡镇,要把自己的‘家底’摸清楚,确确实实把保护落实。”贺航洲表示,武汉市城乡建设局一直非常重视传统村落保护,尤其是在市政基础设施方面,从技术到补贴,都愿意优先支持传统村落保护相关的项目。

但是据贺航洲的观察,传统村落及其周边村落,如果能一起走“产业先行”的道路,其实活化的可能性更大。“产业和保护并不冲突,传统村落可以伴生在产业的周边,把人气造起来,吸引更多原住民回到村子里,甚至把更多人吸引去村子里,只有靠产业创造了就业,才能活化一个村落。”

他尤其提到传统村落本真的活态化保护。保持其本、其真,最重要的是村庄里的“基因”,也就是世代居住于此的村民,他们才是与村落一脉相承的历史绵延。如果进行“腾笼换鸟”式的操作,引进商户、迁出原住民,则村庄已然改姓与性。

贺航洲提到一种将历史文化名村和附近村庄相结合的模式。保护起来的历史文化名村作为农耕文明的展示,按照规划保护起来。在附近的村庄,可以引进外来资本投资开发,形成和传统村落风貌协调、但是满足现代居住等需求的“功能区”――保护性的村落不能动,周边的村落用这样的模式延伸扩张,既有城里人喜欢的舒适便利,又有鸡犬相闻、山明水秀的田园风光。贺航洲说,这是一种相得益彰的相互成就。

每个中国人都有一种原乡情结,在今天,这样的情结只能在传统村落中找寻。贺航洲说,只有看到乡村之至秀至美,才会明白城市中久居无风景;静静隐身于传统村落中,坐拥山水的雕梁画栋,这才是我们先祖们的房子。只有在传统村落中亲身体验感受过,这种民族自信和自豪才会更强烈,也就更愿意自觉做传统的守护者。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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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城市总第68期